1993年，我在美國匹茲堡的杜肯大學(Duquesne University)就讀現象學心理學碩士班的第二年，讀到《本土心理學研究》創刊號中楊國樞先生所寫的〈我們為什麼要建立中國人的本土心理學？〉後，寫了一封信給當時仍在台大心理學系任教的余德慧老師。信中我提出了以本土化的「可能性」與「合法性」兩個面向來批評楊先生提出的觀點。余老師將之拿給楊先生看。楊先生觀後不但不以為忤，還透過余老師要我將論點完整寫出來，投稿到《本土心理學研究》。這是我第一篇學術文章的由來，1995 年發表於《本土心理學研究》第4期的〈本土心理學應超越「心理實體論」〉。楊先生的器度恢宏，容許當時只是學生的我為文批評，進而邀稿。如此的鼓勵讓我點滴在心。雖然時過二十五年，仍感佩不已。

2010年一場在花蓮東華大學舉行的「華人本土心理學跨向 21 世紀學術論壇」中，我口頭提出本土心理學概念架構之「水平模式 vs. 垂直模式」的分別。前者是以「中西文化之別」為根本視野，後者以「回到生活世界」為引導。相對於當天會議中諸多精彩的討論，我的發言並不突出。然而楊先生卻給予回應，認為這是一個需要好好討論與辯論的問題。我牢記在心。2016年我在《本土心理學研究》第47期發表了〈華人本土心理學的文化主體策略〉，析論了楊國樞、黃光國、宋文里、余德慧等四位教授所論述心理學本土化路線，正式清楚地把「水平模式 vs. 垂直模式」的本土化論述呈現出來，也回報了楊先生的評論。

這兩件事是對我意義深刻的「楊國樞經驗」，激勵著我，也讓我隨著余德慧老師投入本土臨床心理學與本土心理療癒的發展。

楊先生推動的本土心理學運動，讓台灣的心理學發展開始出現具知識論與方法論深度的反省。這為後進樹立了學科的標竿，為學子打開了學問的門窗。二十五年前的後進學子的我，即便不是實證主義心理學的信徒，因著楊先生寬大的胸懷，得以參與這場學術盛宴，從而滋養了我自己的生命道路。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楊先生終究離開了。經歷了本土心理學運動的台灣心理學將如何？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