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無開始我與楊先生的緣份始於1963年，那年我剛由經濟系轉到心理系，他是心理系的講師，教我們研究方法。他選了一本英文教科書，名字我已經不復記憶，但當時大家一起查字典、啃英文、和他討論爭辯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

之後，楊先生去了伊利諾大學香濱校園讀博，而我在1967年去了芝加哥大學讀博，記得那年寒假我們芝大的幾個研究生（我記得有林孝信、曹亮吉等四人），開車去香濱城找楊先生聊家、國。那次在他家和他的長談，讓我首次對社會運動有了更深的接觸與認識，激勵了我後來在芝大求學期間參與了以林孝信為首的科學月刊籌備工作及後來的釣魚台運動。

後來他於1969年畢業回台灣教書，我則在1972年畢業後留在美國多年，掙扎著尋找自己生命的意義。對他在台灣發起各項社會運動的情況及貢獻，我都只是耳聞，所知不多。

直到1980年夏天，我們才在香港再度交集。他當時即將離開中文大學心理學系回台灣，我則剛進中大商學院營銷系任客座，但有兩次機會一起討論了心理學研究本土化的問題，促成我日後決心從事本土心理研究，也讓推動華人心理研究本土化成為我一生的志業。

當時正值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一切從無開始，香港成為他們取經的窗口，因此我有很多機會赴內地參加學術會議，及到僅有的四所有心理系的大學講課。這些經驗讓我意識到，我們港、台的學者可以幫助大陸學校更快地發展他們關閉數十載的心理學教學，從而讓大陸學者能和我們一起為發展華人本土心理學研究奮鬥。當我把這個想法和楊先生說起，他非常贊同及鼓勵，而且笑言：〞對，大陸，人多好辦事！〞

1984年我重返心理學系、在港大任教，拉開了我兩岸三地交流計劃的序幕。在往後的這34年裡，除了最後4年他在病中，楊先生一直都不懈地關心、支持及幫助我的工作，作我的後援。有他在後面頂住，我覺得我做什麼都不怕、不愁。只要過一陣子回台灣，向他匯報一下就可以了。

在這過程之中有三件事，說明了他多麼是我的〞守護神〞，以及我如何的受益及感激於他。

第一， 他對我在大陸舉辦培訓工作的大力參與及幫助。他的參與和支持、讓這項計劃進行了七年，培育出許多目前在海內外皆有成就的大陸學者。

第二，他對我赴廣州中山大學擔任心理學系復系後的第一任系主任的鼓勵及支持。2002年他率領一個龐大的台灣教師團來廣州參加這個心理學系的復系典禮，為我壯膽。借著他帶來的〞氣勢〞，讓我順利在那裡建制一個有現代教學理念的心理學系。

第三，他支持我在台北成立了〞華人本土心理研究基金會〞，並擔任第一屆的董事長。這個基金會，依他的願望，一直維持至今，寄望在未來發揮它更大的作用。

在他去世後的這些日子，聽到大家對他一生貢獻的列舉，我才知道，原來我和他這般緊密的互動，也只是他生命中所作所為的一小部份而已。他的一生給予這麼多年青人，在這麼多不同方面，有這麼深遠的影響。這令我對他的離去，更倍感悲傷及不捨。

在他生命的最後4年，正值我決定回台定居，有時去他家或醫院探望。雖然他已不再能和我們溝通，但是躺在病床卜的他還是讓我覺得他是我們無形的靠山、讓我們不斷向他述說我們做了什麼，他也好像都聽得進去了，並默默地支持我們。離開他時，我總覺得可以繼續如常及無憂地去打拼，因為後面有他在頂住，只要過些日子回來向他匯報即可。

現在楊先生真的離開了，我好像突然驚覺到，一切真的要靠我自己了，要靠自己把他人格中的關懷社會、國家；他對人的包容、仁慈，以及他追求一生志業的堅持、執著，化為自己去走我所選擇道路的動力。

楊先生，謝謝您！感激您！對我一生的啟發、鼓勵與支持。您的遠去，讓您更接近了我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