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後憂鬱」的現形，來自於精神醫學的建制化（institu- tionalization）、醫學知識的推廣，並被國家納入健康治理的一環；個人的文化信念與道德世界，也因為社會急遽變遷而有所變化，逐漸認納「疾病」作為尋求改變的角色認同。本文藉由分析「產後憂鬱」在台灣逐步浮現的過程及其現代性意義，闡釋當代精神醫學尋求「文化能力」的思辨路徑。透過作者的臨床經驗觀察，並且爬梳跨文化精神醫學的論述與臨床研究文獻，以跨學科的視角，對產後憂鬱的認識論與診斷的政治進行檢驗與對話。
本文認為，產後憂鬱的疾病經驗是隨著社會變遷而浮現的。診斷如同「雙面刃」，一來有助人改善處境的意義，卻也有縮限問題解釋空間的可能。因此本文強調，產婦的病痛與就醫的主體經驗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究。臨床工作者的文化能力，在於對受苦經驗進行脈絡化的理解，避免污名的產生，並致力於協助產婦於當代更新變動的社會條件下，持續賦權以面對當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