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領導行為學派在以領導行為描述問卷為工具所進行的長期研究中，穩定地發現體恤與結構二大因素，內隱領導論者則認為受試對於領導行為的描述，主要是受其內隱的認知結構所影響。本研究根據先前研究的事件資料，以由下而上的研究取向，自編領導行為問卷，在對七百五十人的異質樣本施測後進行因素分析，得到「正面行為」與「負面行為」二大因素；以內容相同但方向相反的配對題再度進行因素分析時，仍得到相同的結果；將正面行為與負面行為的題群分別進行因素分析時，各自得到單一的因素；而將原始資料進行z轉換後再進行因素分析，則獲得一個二極化的單一因素，其因素負荷量正負號的方向與二因素的結構幾乎完全相同，顯示本研究所得的二因素結構，亦可視為單一因素的兩極。作者進一步以因素分數進行集群分析，發現受試的確可依其對領導行為二因素的反應分為二個集群，集群一傾向於給予主管正面評價，集群二則有相反的傾向。作者從文化觀點分析，提出對立的內隱結構觀點，認為華人可能習慣以對立方式思考，因而對領導者形成共享的內化分類基礎，而在描述領導者的行為時，不自覺地反映了對立的思考結構。作者並認為這種道德優先的評價標準，亦可用以解釋近年來在華人的領導行為研究中普遍發現的品格因素。作者於本文最後亦討論了後續研究的方向，強調領導行為的研究，此須正確理解其結果的內涵意義，才能在理論與實務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