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利用自覺團體、個案工作、深度訪談、問卷、以及參與觀察等多種資料蒐集方法，探討台北市某社區原住民的婚姻暴力狀況，以及受暴婦女的因應措施，並評估在社區進行以女性主義充權為方針的個案工作與自覺團體之可行性，最後提出我們對原住民婚暴社區服務模式的建議。主要發現是該社區原住民的婚暴狀況（發生率與暴力型態）或社區居民對婚暴問題的某些迷思，都跟漢人社會相當類似。但社區的人際互動特性以及作為少數族群被主流社會歧視的經驗，卻深刻影響了受暴婦女的因應模式、求助歷程、及協助需求的特性。在社區緊密的人際關係籠罩下，婚暴的傷痛成為受暴婦女不願說、不可說、要自己忍隱的問題。根深的族群歧視則造成社區居民擔心婚暴會繼酗酒、雛妓、失業等問題，成為主流社會給原住民貼上的負面標籤。受暴婦女承受了這種壓力，擔心向正式協助系統求援是丟原住民的臉。她們不願意向警政與社福等機構求助，一方面也是不適應機構式的協助方式，另一方面是因為某些機構專業人員用一套迷思來解釋原住民的婚姻暴力問題，不願意積極加以協助，進一步阻礙了她們的求助意願。最後，本文建議都市或部落原住民社區的婚暴社工處遇模式，宜朝向社區化工作模式，首要關鍵必須先深入瞭解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脈絡及其社區特有的文化屬性之後，再策劃能夠吻合其文化特性的介入模式。以充權為基礎的自覺團體與諮商輔導原則上適用於原住民婦女，但在操作上必須作些修正以切合個別原住民社區的特有屬性。